[6]故中国也有学者将谣言定义为没有根据的信息。
[44]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城邦、国家、政治共同体都需要一个宪制作为政治组织原则。[24]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2—273页。
陈端洪教授演讲的同名文章，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第二，寻找符合历史理性的国家建构，并以国家理性为宪法的基础。[76]区别于黑格尔，客观精神不是自身存在的，而是需要主体的展示（Manifestation），尽管存在主体性，但客观精神又具有超越主体的特征，因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事务并不受个体力量的控制。何永红：《政治宪法论的英国渊源及其误读》，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123] 但中国的政治宪法学并非总是要超越宪法文本，至少目前有部分政治宪法学者并不否认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试图将某种政治理论融入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中。
彻彻底底地法律化意味着使政治沦为宪法的执行，从而剥脱了其政治内容。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载《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3卷第2辑。这种政治定位可以视为是中国百年立宪视野下的一种宪法理论，是中国宪法学的前理解，通过对中国宪法革命式变迁的理解来为宪法解释找到一个定位点，而这一工作与目前开放的宪法教义学似乎并不冲突，[130]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
因此，从个体（自我）到整体（共同体）的整合能力（斯门德）、社会—政治的整体秩序（黑勒）以及国家的政治决断能力（施米特）成为国家法学者探讨的目标。就此而言，中国的宪法学之争更多是一种理论之争或者方向之争，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方法之争，这也是后世学者将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法争论定位于方法与方向之争[121]的原因所在。[75]高全喜：《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但以上诸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都需回到如何避免历史主义所产生的价值虚无的悲剧这一根本性问题。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此派观点认为追求历史真相必须融之以思想和主观判断在内，卡尔（E.H.Carr）认为，所谓历史是不断互动的过程，是当下之史家与过去之史实间永无止境的对话。
要理解魏玛时期的思想潮流，同样要将目光扩展至魏玛时期的政治背景上。对非政治化和技术统治的非难参见[美]列奧?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载[德]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下。[28]这一路径是王人博教授所坚持的，具体可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3.与超越宪法文本和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是反对宪法司法化，超越法院宪法。
狭义的方法之争指向的是宪法解释方法的争论，是宪法解释学的内部事务，广义的方法之争则涉及方向之争，解决的是正当性问题。这种从个体出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会导向政治的虚无，根本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决断，无力应对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1]此后，高全喜教授与陈端洪教授又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讲演，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巩固了政治宪法学的阵营。[19]但也存在重要的差异，[20]并因自身需求而寻找各自的知识家园。
[119]后一种意义上的政治观，则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认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带来了价值虚无主义，现代社会丢失了美德和政治的秉性，国家也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基础，退回到实证法的法律实证主义解决不了根本性的政治决断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政治来守护宪法。[124]这一转向意味着魏玛时期新康德主义所主张之事实与规范二分这一前提的崩塌，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之清教主义的淡出，凯尔森所追求的纯粹法学以及科学的认知也失去了基础，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并成为法学的对象使得法学容纳了凯尔森所言的法政治，而非仅是纯粹的法科学[125]，方法上的综合（Methodensynkretismus）[126]似乎也就不可避免。
刘刚：《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中国自近代起，一直处于国家危机当中，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立宪思维，自然无法脱离中国的语境而直接照搬西方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理念。
[119]如凯尔森、卢曼等都是基于这种多元主义的前提，参见凯尔森关于正义的态度，H.Kelsen（Fn.99）,S.357ff。在这一学术脉络的演变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促动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的良性违宪之争和新世纪伊始的齐玉苓案对宪法学界理论发展极富冲击力。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所坦陈的，本文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也未能看到《宪法》，这是作者在写作文章之际就已预期会遭受的批评。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2.近代以来，政治与国家行为密切联系。如果宪法，或者说，统一体和秩序不存，则国家亦将不存。
在中国传统宪法学的研究中，违宪审查制度始终是热门主题，也主要存在两种范式：一种以西方的司法审查制度为摹本。[63]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领域是具有根本性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并列的自主性的领域，政治是权威性的，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国家理论的危机，[52]在当时的国家法学者看来，国家法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不想承认任何政治上相关的合目的性，也不想承认任何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界分的价值判断，根据逻辑一法学的要求，其决定无非从貌似‘客观的概念中推演出来，事实上依赖于一些自我创设的、绝对化了的定义，先验地来自‘从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教条。但对于与权力相关的国家活动而言，又可区分出不同的层次。
宪法教义学在这里指涉的政治是一种涉及国家事务的日常政治，并不是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也不是古典政治传统之正当性维度中的政治。[10]进入90年代，宪法学界开始关注宪法的适用，从制度层面寻求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机制的突破，并开始脱离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建立学科的自足性与专业性。
另一种则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思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宪法委员会。《魏玛宪法》的结构使政府更迭频繁，无力应对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德国在主权受损的危机时刻，亟需政治上的决断能力，但同时又需为之找到正当性基础。[44]前引18，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一文。后者则在于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实现特定的功能和目的，然而在特里佩看来，斯门德所建立的这种区分并无太大的意义。
[17]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哈贝马斯则从康德的脉络中找到了公共性（Publizit?t）原则作为沟通政治与道德的桥梁，从而使公共意见、理性讨论和商谈成为政治的基础。
[127]也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之争体现的并不明显，很多学者既非施米特学派也非斯门德学派，而是与魏玛时期的论争保持距离，参见C.M?llers,Der vermisste Leviathan.Staatstheorie in der Bundesrepublik,Suhrkamp 2008,Frankfurt am Main,S.33 [128]K.Hesse（Fn.120）,S.28f.;auch vgl.R.AIexy,lheone der Grundrechte,Suhrkamp l986,Frankfurt am Main,S.75f. [129]E-W.B?ckenf?rde,Dl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Bestandsaufnahme und Kriti kritik,in:ders., Staat,Verfassung,Demokratie.Studien zur Verfassungstheorie und zum Verfassungsrecht,2.Auf1.1992,S.64ff. [130]对于宪法教义学的开放性以及如何开放，宪法变迁在宪法教义学中的地位与功能等，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今天我们在提到政治一词时，也经常指代法律之外的权力运行规则、权力秩序、领导意志等，政治和法律截然分开。
[21] （一）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 强调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主要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宪法价值的结合，如儒家宪政主义以及有学者在现代宪法体系下讨论家与个体自由原则的关系。张龔：《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在宪法之内，国家权力的设立和行使需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durchg?ngig）、从一系列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规制系统。从该问题延伸出去而产生了谁来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等问题，具体参见强世功：《谁来解释宪法：从宪法文本看我国的二元违宪审查体制》，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在分析历史哲学的维度中，认识历史又有还原历史与再造历史之分。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
由此而衍生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实证的宪法文本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规范体系为基础，是否承认和树立宪法文本的权威，还是在宪法文本之外寻找政治和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但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宪法学界的迷思[37]和思维定式，转而研究实践中的政治规则，探寻看不见的宪法隐蔽的宪法或者真正的宪法，[38]解决中国宪法研究中看不见中国的现象。
[19]我们仍然同属于政治宪法学，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是相同的，我们的方法论也是相同的，我们都把宪法视为一种‘政治宪法，认为百年中国宪制体现着民族（国族）的政治意志与决断及其理性选择，中国的宪法学应该正视现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把握其隐含的人民、党与宪法的根本性关系，揭示其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施米特区分了绝对宪法、实定宪法和理想宪法，其中绝对宪法是生存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是整体的政治状态、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过程。
[53]Heller,ebd.,S.13. [54]Heller,ebd.S.14f. [55]R.Smend,Schlusswort,in: VVDStRL,4（1928）,S.96. [56]C.Schmitt,Verfassungslehre,9.Aufl.,Berlin 2003,S.4f. [57]施米特在这里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意味着这一路径本身存在的分歧。[117]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分化与耦合的图景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双轨制，[118]解决双轨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并轨法律的危险。
